一连串的科研成果足以令她自豪，但科学家探索的天性，驱使着她一直前行。在天然高分子领域辛勤耕耘近30年，武大毕业的教授张俐娜院士的科研成果如今正在改变着中国人、乃至世界人民的生活——缔造可再生的生物质新材料，保护地球家园。2011年，张俐娜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一举成为武汉大学校史上第一位女院士，“我的所有成绩和成果，都离不开武大的培养与支持。”她说。

领导支持成大业

自1973年她由北京铁道科学研究院到武汉大学化学系任教，张俐娜一直是武汉大学的一名普通教师，担任过的最高职务是“课题组组长”。她常说，自己是一只“笨鸟”，只不过愿意付出比其他人多得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工作和学习。正是这种对工作的热爱和执著，几十年不懈的艰辛探索与创新，成就了她的事业。“如果说我今天有一些科学成就，得到国际上的认可并成为有名的科学家，这些都离不开武大历届校领导的支持和帮助，而且武大的学术氛围和环境对我的影响非常大。”张教授言由心生。

1963年，张俐娜毕业于武汉大学化学系，是系里优秀毕业生。但毕业时她没能留校，而是被分配到北京铁道科学研究院。由此，她与在武汉大学任教的丈夫杜予民分居了整整十年。因为她的出身太特殊了，且不说父母都是“臭老九”，单是一个堂伯父张国焘，就让她被打入另册。那时，出身不好的她如果想调回武汉，仅有的选择是武昌车辆厂、汉阳枕木厂或者小研究所；而杜予民在武大当时很受重用，学校不会人。无奈之下，杜予民只好鼓起勇气找到时任武大第一把手——党委书记纪辉，他一句“不能唯成分论”的贴心话，让夫妻俩激动地犹如听到了天籁之音。很快，在纪书记的亲自过问下，张俐娜如愿调到了武汉大学化学系当了一名助教。“如果没来武大，我55岁就退休了，也就不会有后来的成果。”张教授感慨说。

1985年，张俐娜获日本政府学术振兴协会奖学金(JSPS)赴大阪大学研学一年多。这是难得的出国学习机会。“那个时候，公派留学是轮不上我的，但是当年刘道玉校长很重视人才，在日本奖学金还没有批下来时，刘校长就拍板给我批了出国留学费，让我顺利地去日本留学。虽然后来只用了2个月就拿到了奖学金，但对刘道玉校长的果断政策我还是感怀至深。”在日本留学期间，张俐娜不仅学到新知识，更重要的是学会了科研方法以及日本人搞科研的那种不怕辛苦、攻坚克难的精神。

张俐娜非常珍惜在武汉大学的助教职位。“当年我一调到武汉大学就是埋头干活，一心想让武大满意千万不要开除我。”于是长期以来，张俐娜心无旁骛，多年坚持潜心研究。“当时我的团队比较弱，又一任校长侯杰昌和书记任心廉不仅在业务上给我支持鼓励，还在政治上给了我信任和地位，推荐我当上全国政协委员，这给我一个平台使我能够更方便的专心地做科研。”

对于武大的两位现任领导——校长李晓红、原书记李健和现任书记韩进，张教授给出的评价为“有远见、有创新性、有魄力、求真务实”。“他们来武大一个月之内都来看过我，表示支持我的工作。”“申报院士需要有6位专家推荐，可我跟化学部的院士都不熟，于是，李晓红校长就亲自帮我找人。可以说是在校领导的关心、鼓励下，在化学学院周翔院长、李资远书记的支持和全校同仁的团结一心下，我顺利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在张教授心中，评上院士的最大好处就是“可以继续再工作，可以为国家继续做事。”

2011年张俐娜当选院士

情牵武大比翼飞

武大有名的伉俪——张俐娜院士和杜予民教授，都是国际知名学者，他们带领各自团队协同攻关，共同荣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这在化学学院和资源学院都是零的突破。当年，两位学者就是在武大的校园内相识、相知并且相伴走到了今天。

从小到大，张俐娜一直是品学兼优的学生。1955年，张俐娜初中毕业时，适逢国家扩大师范招生，拟为农村及偏远地区补充小学教员。她本来响应号召，报名师范。后来班主任马叔南老师和校长商量后，觉得以张俐娜的潜质，报考中专是埋没人才，遂以“组织决定”要她改报南昌一高中。张俐娜一直到现在都记得马老师的嘱咐：“你要好好学习，报效祖国！”她没有辜负老师的期望，1958年从南昌一高中毕业后，以高分被武大化学系录取。

张俐娜的先生杜予民，其实是化学系比她高两届的师兄，只是她进校后一直埋首书海，两耳不闻窗外事，认识杜予民时，她已大学五年级了，而杜予民则作为优秀毕业生已留校任教。

谈到杜予民，张俐娜充满感情和感激，她说，正是因为有志同道合的先生一路携手，两人互相鼓励，互相帮助，这一路走来她的事业才不孤独，人生也没有遗憾。“家庭对我的支持非常大。”张教授说，“我的人生和事业都不是一帆风顺，遇到过很多困难，也摔过跤碰过壁，但家庭给我的从没有埋怨和指责，都是支持和鼓励。”

在武大多年的教学工作中，张俐娜对分配给她的工作来者不拒：做实验，带学生，校对别人的书稿等等。“我不怕做小事。做每一件小事都认认真真。而且我还非常喜欢做实验，而且几乎到废寝忘食。”应该说，除了经常忘记到幼儿园接孩子，张俐娜是一位完美主妇。她不仅能烹饪出可口的饭菜，还能利用节假日给孩子们裁剪出得体漂亮的衣服。两个孩子从小被她培养出良好的学习习惯，姐弟俩先后从华农和武大研究生毕业后，又凭他们自己的实力，到美国深造并留在美国工作。

杜予民、张俐娜夫妇每天的日程大多围绕三个地方：教室、实验室和家。 他们惟一的消遣，是在宁静的校园内散散步，手牵着手，一边走一边交谈，这短短的半个小时是他们交流经验的最好时光。然而这看似轻松的时刻，两人的话题仍然离不开科研。温馨的家庭、孝顺的孩子让张俐娜没有后顾之忧，不仅使她夯实了学科基础，也为她以后的科研腾飞创造了有利条件。

也许是因为研究领域同属生物质大分子范围，使分属不同学院的张俐娜、杜予民各自领导的两个团队联系格外紧密。迄今，他们的科研小组在SCI源刊发表科学研究论文分别为460篇和200篇以上，发明专利授权分别为80项和60项以上；他们俩人还分别担任了几家国际学术刊物的编委。“多交流才能取长补短，互相促进。”两个实验室不仅实验仪器、设备共享，思想情感也是“共享”的。张俐娜的博士生吕昂副教授说：“我们两个实验室经常互相参加彼此召开的学术报告会，也经常请教杜教授或张教授问题。”这对伉俪生活上互相体贴、共度艰辛，科研上相互促进、比翼双飞，在武大校园传为佳话。

责任在身多做实事

21世纪，利用可再生动植物资源生产环境友好材料，并且不使用也不产生有毒有害物质，已成为国际前沿领域。出于战略上的直觉把握，张俐娜于1993年在武汉大学建立了天然高分子与高分子物理科研组，开始了她在这一天然高分子科学与材料领域的创新之旅。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这位风度优雅的女学者开篇便说：“我从事这项研究，是有强烈的使命感。我们世世代代生活在这片黄土地上，我们一定要竭尽全力建设好这个国家。”“我国是农业大国，又是石油输入大国之一，因此开发可再生的生物质资源创造新的高分子材料是我们的当务之急。我在二十多年前选择了这条科研之路，而且终于在这个领域做出了一些成果，有责任将这些成果更大地运用于实际。

纤维素是地球上最丰富的可再生资源，然而纤维素的溶解一直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国外主要用有机溶剂和高温加热溶解，成本高、能耗大、污染严重。2000年1月，张俐娜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资助，开始了纤维新溶剂及材料的研究。经过十年努力，张俐娜团队对纤维素新溶剂取得重大发现：他们利用价廉、无毒的氢氧化钠和尿素的水溶液预冷到-12℃时迅速溶解纤维素；并建立了低温溶解大分子的崭新理论。这是对传统方法的重大突破，因此在国内外已产生深远影响。在国际上被评价为：“这是无污染、简便、快速、安全的新一类溶剂，开拓了纤维素新材料领域；它是纤维素加工技术上的一大里程碑。”张俐娜也因此获得国际上纤维素与可再生资源材料领域的最高奖——美国化学会“安塞姆·佩恩奖”，她亦成为半个世纪以来获得该奖项的第一位中国人。出于对国家和全人类资源前景的深谋远虑，她用高分子物理理论和方法研究天然高分子，这些也构成了她特色鲜明的研究战略框架。由于新溶剂的低成本和快速溶解能力，很快进入了纤维素通过“绿色”技术纺丝的工业化试验。同时，她带领的团队继续深入研究高分子低温溶解的机理，并成功实现了难溶性甲壳素和聚苯胺的低温溶解。因此，他们利用“绿色”技术创造出一大批基于天然高分子的新材料，其中部分产品可望替代石油基高分子材料。

当上院士后，张俐娜更忙了。“每次我都在想，要减少点工作。领导、同行和朋友劝我要注意身体，但是又都希望我支持他们的工作。”两年来，张教授在科研成果的产业化方面又跨出了一大步。她和她得团队成员不仅深入解决了天然高分子材料中一系列基础科学问题，而且其中不少成果正在进行产业化试验，包括唐山三友、湖北化纤、英国联合利华等六家公司。同时，她主编的十本天然高分子系列丛书已通过终审，明年初将作为精品丛书出版。

2002年张俐娜（左二）在实验室指导博士生和来自印度的博士后R.Kumar（左一）做实验

同学之间的友谊

2013年是武汉大学建校120周年，也是张俐娜和她的同学们毕业50周年。回忆起当年的同窗情谊，张教授依然记得。初进校园时，自己因为想家而落泪难过，是同学们陪着自己，逗自己开心；大学几年中，周末时间都是和同学们一起在图书馆度过……。每当遇到困难和挫折时，同学们都伸出了友谊之手，五年大学生活留下美好回忆，尽管现在每天的工作日程繁忙，但校友会的活动张教授都积极参加。这次校庆她又从以前已结题的横向项目经费中拿出一部分支持校友返校交流活动。“这是我对母校，对同窗学友们的一点回报。”最后，我想说：“我对武汉大学充满感情，很感激有这样一个环境让我专心致志搞学问，并为祖国和人民作出一点贡献，可这是我感到最愉快和幸福的事情。”

本刊记者董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