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岁，是属于高考的年纪。
有人考上了武汉大学，
有人考上了其他大学。
而11月10日要聚会的我们，
刚好都是前者。
今天要给各位“珈”人带来
一个化学系师兄18岁高考那年的故事。
图 / @武汉大学新浪微博
我的十八岁是1979年。
和每一个高考季的学生一样，这一年的首要任务是高考。如果能考上我们县里的京山师范，就可以吃上商品粮，改变世代务农的人生命运。而仅仅一年多以前，作为一个农村的孩子，上大学、吃商品粮，即使在对人生的幻想中都是不可能出现的选项。
1976年夏，我在由几个村组成的管理区三台中学读完初中，这本是在一个村小的基础上戴帽成立的初中。那个时候也不上课，老师每天和生产队长一样安排学生第二天要从事的劳动。这些劳动没有报酬，但比起回到生产队的劳动还是要轻松一点，同时，还有那么多来自不同村里的小伙伴，大家在一起十分的快乐。
更重要的是，这是毛主席给我们指引的教育路线，到农村这个广阔的天地里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虽然，对于我们来说，贫下中农也就是生产队里的那些人，从播种、插秧、割谷，到把谷子挑到粮管所交给国家，然后回家饿着肚子吃红薯、菜饭充饥。这些我们都干过了，实在想不出贫下中农还有什么没教育我们的。
农村是广阔的，可站在山顶上，能看到的几座山头还是我们生产队的那几座。那层峦叠嶂的远山，都是别的生产队的，我们别说去改造了，砍一棵柴也是不行的。但既然是毛主席指引的道路，那一定是光明的道路。于是我们高唱着“满山的松树青又青，满山的翠竹根连根”的歌儿，在老师的带领下，到巴家冲砖头坳的大山深处建房开荒。
我们举着红旗，背着背包，清脆、纯净的歌声在翠绿的山间回荡，模仿鸟鸣吹一声口哨，就有满山的鸟儿一起合唱。蔚蓝的天空下雪白的云朵在青翠的山峰间飘过，灿烂的阳光洒在我们青春稚嫩的脸上。在这无限美好的青春时光里，我们可以走进这美好的大自然，沐浴着毛主席的光辉，而不是坐在教室里上那些资产阶级的文化课，这该是多么的幸福啊！
不过，虽然说不上课是挺好的，但每天劳动，尤其是总是吃不饱还要劳动还是十分的难熬。我们还是盼望两年的初中结束了能到镇上读高中。初中所在的三台离家15里山路，每天上学翻山越岭，需要一个半小时，小跑步75分钟也能到。到镇上有40里路，住校，周末回家只要走6个小时就到了。镇上我只去过两次，没有什么印象，我哥哥刚在那里读完高中。听他说镇上有上百户人家，比只有十几户人家的管理区大多了。而且还听说镇上的杨集中学除了搞劳动，还有老师上课。能到杨集上完高中再回生产队干农活，也算是见过世面的了。因此，杨集中学令我心向往之。
不过这种向往没有持续太长时间，初一下学期，上面宣布我们的三台中学再“戴帽”成为高中。比我早一年的人初二毕业就地升为高中。这样，走6个小时到镇上上高中的梦想就彻底破灭了。在我们农村，如果没有学上了，就必须回家和大人一起干活。可对十四五岁的孩子来说许多农活还太重了，于是只好圈在学校里，等所谓高中毕业了，十七八岁时再回生产队干活。在干部们看来，反正也不上课，圈在哪里都一样。
图 / @武汉大学新浪微博
1976年秋天，我们算是高一了。那时想，回家种地只是时间问题了，农村的孩子不可能有任何其他的出路，当农民种地是大家共同的归宿，只是希望能晚一点就好。虽然我们坚信毛主席会给我们带来幸福生活，但两年后高中毕业就得回家，这是一条死线，始终缠绕在我们每个人的心头。
一旦回家，各人在自己的生产队干活，起早贪黑，全年无休，即使就是隔壁村的同学，见一面也是很难了。什么时候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能过上幸福生活，当时我想反正这辈子是看不到的了。回家务农，无以复加的劳累还在其次，更难受的是无休无止的饥饿。我们家是山区，但旱涝保收，即使解放前的贫农也有瓦房住。绿水青山，人口密度低的山区，在农业社会还是很好的地方。但后来，无论是丰收还是歉收，上面的指标总是要将生产队生产的大部分粮食上交，只有少量的生长得不好的谷子留下来，给全生产队200多人平分。每个月能分到的粮食总是远远填不饱肚子，饥饿总是如影随形。这些粮食上交后是给到城里吃商品粮的人了，而农村的人变成吃商品粮的城里人，那是痴心妄想。
因此，这种饥饿，不仅仅是我们自己，还有我们下一代的下一代。我们格外珍惜这最后的时光。每天劳动结束，我们就在只有一个篮球场大的操场上尽情玩耍，到河里游泳，到山上采蘑菇。能在哪里找到一本小说，就大家传着看。
就这样经过了毛主席逝世、四人帮粉碎，转眼到了1977年秋，进入高二，我那时最后的一年快乐时光。每天劳动实在是太累了。1977年上半年我们听说镇上的杨集中学已经不是每天劳动，开始上课了；而我们直到1977年下半年，劳动才少了一些，每个星期有3天上半天的课。没有课本，但数学老师给我们讲了全等三角形，语文老师还给我们讲了一首名为《暮投石壕村》的唐诗。
图 / @武汉大学新浪微博
虽然，这首诗中每一段的句子数量都不一样，一点也不像平常歌颂毛主席的那些字数相同、四句一段的诗歌，但还是让我们耳目一新，原来诗歌每段的行数是可以不一样的！那时候我们也不知道唐诗中还有像“白日依山尽”这样的诗。1977年10月底的一天，我们搞完劳动，懒洋洋地坐在操场边的石头上，等着伙房蒸熟晚饭后的敲钟声。那天是到邵家冲挑生石灰回学校。男生一担要挑80—100斤，来回大约10里路，要翻一座山，过一条河，一趟来回要一个半小时，上午两趟，下午一趟。下午回来的时候已经精疲力尽了。夕阳斜照，大家或坐或躺，有一句没一句地聊着闲天。
教我们《暮投石壕村》的韩老师慢悠悠地踱过来，漫不经心地和我们：“告诉你们一个消息哦，国家恢复高考了，以后只要考得上就可以上大学、吃商品粮了。”他说得轻描淡写，但这每一字对我来说都似惊雷一般。我一跃而起，也等不及那碗珍贵的晚饭了，就送给好朋友们吃。我要立即回家，把这个惊人的消息告诉我的哥哥。
他是在镇上的杨集中学读的高中，现在已经回家3年了。回家3年，受尽煎熬。现在我们也有可能谁也不求就可以吃商品粮了！那时候大约5点左右，秋高气爽，阳光瞬间变得灿烂而温暖。那走过几百遍的15里山路上，山间梯田里的谷子已经收割完了，留着金黄色的谷茬，满山深绿的松树和柏树间，点缀着些黄的、红的秋叶。我第一次发现，我们的山峰在秋天竟然是彩色的。我的心从没有那样舒畅，就像那一群群的鸟儿在山间、在天空快乐地飞翔。
我不知道山外的世界是什么样，但我知道山外肯定有一个精彩的世界……我保持着正常的步伐和速度，不想让人觉得轻浮。走过最后一户人家，再穿过几片梯田，就已经可以看见我家了。我环顾四周，确认没有人看见我，觉得没必要再忍了，于是撒腿就跑，回家，推开门，告诉我哥：要高考了！
（……）
5月底，我们参加预考，取得准考证。我们年级两个班约100人，只有20多个人考到准考证。学校里只有这么几个老师，就把这20多个人单独集中在一间教室里，称之为“攻关班”。没有考到准考证的同学，彻底没有了希望，有些人还对攻关班使了不少坏招。
1979年7月的7、8、9日3天，学校里专门腾出一间教室，我们年级两个班20多个人参加了高考。从别的学校来了几个监考老师，虽然是两个人坐一张桌子，但桌子摆得比平常上课时要远，整个气氛很严肃。连镇里的特派员都来查看，腰里还别着一把神秘的手枪。考完，我估计总分在350分的样子，应该是一个相当好的成绩了。3天后学校放假，我挑上行李回家，想着抓紧时间还可以挣点工分。回到家里，我站在灶台边看着妈妈做晚饭。从小我们就是这样，大人做饭的时候，我们站在灶台边，或者给灶里加柴，这样才有时间和妈妈、奶奶说说话。
妈妈问我考得怎么样，我说如果不出政审、体检之类的意外的话，考走应该没有问题。长这么大，家里从来不会问我们的学习成绩。我知道妈妈问的意思，于是马上对她说，不要为我作什么准备，等考上了再说吧。
等到高考的分数出来，我一个小学同学的学校的第一名考了289分，已经在家里杀猪庆祝了。他问我考得怎么样，我说估计350分吧。他有些将信将疑。
后来我去查，不算英语成绩，我总分349分，这一年中专分数线280分，专科290，本科300，重点大学（现在的985和部分211）起分线310分。第一志愿报哪里呢，李老师说：“你就报武汉大学吧，校园很漂亮。”不过武汉大学理科只招300来个人，倒是华中工学院招600多人，听说也是好学校，于是我第一志愿报了武大，第二就报了华工。
我依次报了重点大学5所、本科院校5所、专科院校5所，到了中专我就没有填其他学校，只是郑重地填上了京山师范。那一年，全国的应届学生大约有2000万，能坚持上到高中的不到一半，约1000万，考到准考证参加高考的有468万，而大学（专科、本科）只录取28万，即使加上中专也只有50万左右，能考上中专以上的只占总人数的2%左右。承蒙上天眷顾，我们攻关班一共有5人考上大学，6人考上中专。填好表，统一做了体检。每到一个地方，他们都对我们特别好，就像是他们家的小孩一样，好像这是我们镇上共同的快乐时光。的确，这一年是我们杨集中学作为高中存续的短暂时间里最辉煌的一年。
一天中午，我妹妹跑着回到家，大声喊道：考上了武汉大学！我问是武汉的大学还是武汉大学？我妹妹说是武汉大学，化学系！我们已经知道，武汉大学不仅仅是重点大学，还是重点中的名牌大学，这真让我们喜出望外！
8月下旬接到通知书，要从大队开始打证明，到杨集粮管所办粮食迁移证。我们知道，从此有国家发粮票吃饭了。不过到校的头几天买菜票和饭票总要准备一点粮票和油票吧。于是我背了10斤米和4两菜油，到粮管所换了10斤全国粮票。
武汉大学1979年有机化学专业录取新生名册，邹榛夫校友提供
转眼就到了临行的那一天。我们天不亮就起了床，生产队长崔运华安排了手扶拖拉机，拉上我的木箱子、邻居汤文发给我精心做的一把小靠背椅，还有最贵重的一共凑到的107元钱，出发了。拖拉机欢快地吐着烟圈，载着我们上坡下，一直把我送到了100里外的京山县城汽车站，搭上了前往武汉的长途汽车。到达武汉新华路汽车站，在出站口外面上了武汉大学迎新的卡车，感到大学真真切切地就在前面了。
大学校园会是什么样子?
我只在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想过一次。后来，卡车把我送到体育馆前面下车，那个雄伟壮观的建筑太出乎意料了，抬头又看到山顶上还有像仙山琼阁般的楼宇。我发出感慨：天，大学可以美成这样啊!
邹榛夫，1979—1986年就读于武汉大学化学系有机化学专业，获理学学士、硕士学位。现任广州集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